济公形象的特征及其文化意义

发布者：中华寺

    济公，是一个人们熟知的民间故事人物，他那疯疯癫癫、蓬头垢面、手执蒲扇、出没四方的形象，不仅在口头上广为流传，而且还被人们塑成像，画成画，称为“活佛”，奉若神明而加以顶礼膜拜。这种现象，随着80年代电视连续剧的演播，更为炽热，影响及于海内外。

    但是关于济公形象的主要特征诸如颠狂、歪智、骗术等的渊源及其文化意义，至今尚涉笔不多，甚至还有人认为济公这一形象根本是一种“促狭鬼、捣蛋鬼、恶作剧者的人物，是集骗子和救赎者于一身的复合体”。笔者在研读有关的论述与济公故事时，深感在这个问题上，“言有尽而意未穷”。故本文从一新的角度，援笔作一补充。

    一、关于颠狂。济公是一个疯和尚的形象，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颠狂。形容的不修边幅，行为的不守规范，语言的嘻笑怒骂等等。他貌似游戏人生，玩世不恭。其实却有鲜明的爱憎，能扶危济困，惩恶扬善。

    济公的颠狂，从艺术典型上说，它有多方面的作用：一是作为旧秩序的破坏者，不平事的救赎者，旧统治的反抗者，其颠狂的性格，正是自身安全的保护色。不论他是真颠还是佯狂。这种性格为他的来去自由，进出方便，敢作敢为打下了一个基础。二是颠狂也是一种斗争与反抗的形式。在无法动摇旧统治的黑暗现实中，采取颠狂者的特殊手段，可以大泄民愤，大快人心。例如传说中火烧大悲楼，欲置济公于死地，济公竟一泡尿，撒了放火者一脑袋，把火浇灭。有学者认为这种对屙尿特别感兴趣的行为，是一种恶作剧。对此，我们暂不论。试想在旧势力十分强大，难以动它半根毫毛的状况下，这种手段，似乎也不无意义。三是济公的颠狂也是其神性的一种表现形态。他貌似肉体凡胎，实际却是一种“活活的知觉罗汉”。只要用手一拍天灵盖，便可透出佛光、灵光，威慑一切妖孽。其颠狂，正是他与常人的不同之处。他随心所欲，消形遁迹，未卜先知，不受时空所限，也非凡人所能及。

    我们说，颠狂性格本身，就表明不为世俗所容。可以说，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，在一定的现实生活环境中，被世俗视为“颠狂”者，往往是有特异才能的奇人，济公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奇人。

    二、关于歪智。济公的特殊才能有多方面的表现。他往往想出各种点子和办法，破坏旧秩序，藐视礼教，装神弄鬼，为所欲为。正因为他的点子和办法，常以“恶作剧”的形态出现，所以人们称其为“歪智”。例如为了惩劝贪财的衙役，他假指石头为宝物，哄骗两位班头扛着大石走得大汗淋漓，累个半死，使他们的发财美梦化为泡影等等。

    令人奇怪的是，济公的所作所为，不论其多么出格，多么荒唐，却总是能为人们所容忍和默许，他在寺里的行为（如喝酒吃肉等）得到方丈的庇护，而在普通大众面前，更有着众多的服膺者。这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的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：一是济公的智慧、谋略即使是“歪智”也都与救赎者的“神圣性”相联系；二是限于旧时代、旧社会广大民众所处社会地位的卑微，难于采取那些震撼旧世界的重大政治行动，只要能对压迫者、剥削者采取若干“报复”的行为，也就在情感上得到了某种满足，民众对济公的所谓“歪智”，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；三是中国古代多有深厚的“名士”文化传统，在为人处世方面，往往清高自许，放荡不羁而显得惊世骇俗、引人注目，所以对现实和人生的不满往往表现为“扭曲”了的特殊形式。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具有卓尔不群的品性和超凡出众的才能，从而得到了人们的仰慕和首肯。

    济公的所谓“歪智”与一般的“恶作剧”还是有区别而不可同目而语的。因为其智虽不算高级而颇低下，但却与道德相联系，不是一般的“寻开心”，且与自私和残酷不相关。

    三、关于骗术。济公形象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他的“欺骗术”。为了达到某一目的，他常常耍弄各种欺骗手法，并摆出一副心安理得的架式。例如济公常与人擒妖捉鬼、惩恶劝善，但又时时要抬高自己的声望，便暗中使用欺骗的伎俩等等。

    对此，我们也应作历史的分析。欺骗当然是不好的品德，但欺骗也有因施用的对象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评价。比如对付敌人，欺骗也不失是一种有用的手段。曾有一个天真的孩子，他在课堂上听过老师的教导，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，不能骗人，说谎话。可他在看《智取威虎山》时，看到杨子荣欺骗座山雕时，他便天真地发问：杨子荣怎么骗人了？结果父母骂他为“傻孩子”。与这件事的性质相类，济公的欺骗术，由于是用来解救苦难者、弱小者、贫穷者的危厄而施加于统治者、强暴者和权贵们的，因而也就具有一定的正义性。人们对它的容忍也就不足为怪了。再说，济公的所谓“骗术”还有另一种作用，那就是他一方面破坏秩序，制造混乱，另一方面又在此过程中重新恢复秩序、消除对立，沟通二极和二元。所以济公的形象特征与普通民众的“求平安”的集体意识有其契合与相应的一面。

    四、关于救赎。济公形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他是一个救赎者，他能治病消灾、扶危济困，捉妖拿怪，惩恶扬善，而且这是他的主导方面。也许正因为此，所以上述几个特征，反倒不如这点在人们的意识中占据的地位重要了。例如我们看到济公所帮助的人大多为忠臣、清官、孝子、节妇、义士、寒儒等。而在救赎中，最能够表现济公特点的是他那即使面对恶人，也常常以劝化为念，慈悲为怀，希望能超度对方，放下屠刀，舍恶从善，即便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，济公在捕捉他的过程中也屡次加以点化，直到希望完全破灭，才将其拿结归案。正因为此，所以人们称其为“活佛”和“圣僧”。

    济公形象的这一特征，更多地显示佛教的宗旨。济公作为僧徒的代表，处处向人们宣扬佛法的威猛，他与诸道士的斗争，实际上是向人们展示道教种种法术的无能，从而透露出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两教的长期对立、冲突的事实。对济公的救赎行为，我们也应一分为二：在客观效果上，它调和了社会矛盾，而在政与民的二元关系中作了沟通，所以，综观济公的艺术形象，政教两者统一，而使政、民二元通和。突出的例子，就是济公大闹秦相府之后，为秦相之子医治奇症，便从对立的极点走向缓解，此后济公的所作所为，几乎都和当政者利益一致。这是它的一个主要局限。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所必须清醒地看到的。